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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王安石变法中“农田水利法”在实践中存在的矛盾

. 15 min read

摘要

本文探究了王安石变法中所推行的“农田水利法”在实践中存在的矛盾以及引发矛盾的原因。说明了王安石推行的“农田水利法”缺乏大局观念,和中央政府的引导。但“农田水利法”给宋王朝带来了一定的粮食红利和耕地红利。

[TOC]

前言——变法背景

​ 北宋中叶之后,政府官员数目持续膨胀: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内外官已达一万多人,仁宗皇祐年间(1049年-1053年)达两万多人,“十倍于国初”[1]。导致冗官、冗费激增。执政大臣多“榻茸常材,斗筲小器”,而“班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横赐”,土地兼并严重,肥沃良田流入地方豪绅户中。然而对于良田的流失,农民不得不转职从军,使得军队人数激增,军需开支严重增加“养兵之费,在天下据七八”[2]。从而导致国库虚空,人民生活压力巨大,为后来接手的宋神宗留下了巨大的财政问题。

​ 为了解决前朝留下的严重财政问题,新即位的宋神宗将将国家政策改革的大任交由王安石。于是在神宗熙宁⼆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在一年中王安石颁布数条新法,其中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等。其中“农田水利法”的推行为当时宋朝创造了上十万亩良田,颇有功绩。但是在实行中“农业水利法”也存在一些矛盾,违背了当初为“富民,富国”的初衷。以下,本文将列举“农田水利法”的优势与劣势,探究其中的矛盾争议,探讨王安石变法中针对“农业水利法”推行的不足之处。

“农田水利法”带来的即时的经济效益

​ “农业水利法”中记录的主要内容为:

  1. 凡能提出有关土地耕种方法和某处有应兴建、恢复和扩建农田水利的人,核实后受奖,其建议交付州县实施;
  2. 各县应上报境内荒田顷亩的地点和开垦方法;
  3. 各县应上报境内应修浚的河流、应修建和扩建的灌溉工程,并作出预算及施工安排;
  4. 河流涉及几个州县的,各县都要提出意见,报送主管官吏;
  5. 各县应修的堤防,应开挖的排水沟渠要提出计划、预算和施工办法,报请上级复查,然后执行;
  6. 各州县的报告,主管官吏要和各路提刑或转运官吏协商,复查核实后,委派县或州施工;
  7. 关系几个州的大工程,要经中央批准;工程太多的县,县官不胜任的要调动工作,事务太繁重的可添臵辅助官吏;
  8. 私人垦田及兴修水利,经费过多时,可向官府贷款,州县也可劝谕富家借贷;
  9. 凡出力出财兴办水利的,按功利大小,官府给予奖励或录用;
  10. 不按规定开修的,官吏要督促并罚款,罚款充作工程费用;
  11. 各县官吏兴修水利见成效者,按功劳大小升赏,临时委派人员亦比照奖励。

​ 通过调集全国之力,兴修水利设施,“农田水利法”在短时间里开发了大量的荒田,改良的大量贫瘠的土地,并且短暂得治理了一部分河道泛滥的问题。

​ 在长江下游地区[3],汴河流域[4],通过修建灌溉渠,防潮堤,放水渠等方式,疏浚河道,增加可以耕种的田地,在北方地区采用淤田的方式将大量的贫瘠沙土改良成为肥沃的良田[5]

​ 根据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所引用的《宋会要辑稿·食货》及《中书备对》,可以得到神宗熙宁三至九年(1070年-1076年)间全国水利设施的修建和灌溉的田亩数[6]

路名 处数 亩(官田) 亩/处数
开封府界 25 15749 629
河北西路 24 40209 1182
河北东路 11 19451 1768
京东东路 71 8849 110
京东西路 106 17091 161
京西南路 727 11558 16
京西北路 283 21802 77
河东路 114 4719 41
永兴军等路 19 1353 71
秦凤等路 113 3627 32
梓州路 11 901 82
利州路 1 31 31
夔州路 274 854 3
成都府路 29 2883 99
淮南西路 1761 43651 24
淮南东路 513 31 160 60
福建路 212 3024 14
两浙路 1980 104848 53
江南东路 510 10702 21
江南西路 997 4674 5
荆湖北路 233 8733 37
荆湖南路 1473 1151 1
广南西路 879 2738 3
广南东路 407 597 1
总计 10793 361178 33

可见,即使是占总耕地面积极小的官田在短短7年间增加三十多万亩。“农业水利法”对于宋朝耕地的增加,增加粮食储备,缓解耕地兼并的问题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农业水利法”与漕运的矛盾

​ 漕运要求河道有足够的水量,保持较高的水位,满载的漕船才能通行,而灌溉、淤田却会泄出大量的河水,降低河道的水位 , 掌握不当, 会妨碍漕船的运行,因此运河两岸经常有一个争水的矛盾,潜运要水,灌溉也要水。 潜运不通 , 联络京城与全国的运输生命线被卡断,北宋难以立国;灌溉无水,庄稼无法生长,农业生产受影响,便难以提供足够的粮食,两者缺一不可。水量充足时,并无这一矛盾,但到枯水季节,这一矛盾便十分尖锐。两者对于宋王朝而言,显然是漕运更加重要。因为漕运可以将全国各地的粮食源源不断得运入京城,然而京城附近的田地提供的粮食往往不能满足京城的需要。

汴水漕运与淤田

​ 熙宁六年(1073年)因放水淤田曾此引起河路不畅,引起北宋政府的不安 : “ 上批:汴水比忽减落,中河绝流。其洼下处才余一二尺许。访闻下流公私重船初不预知放水淤田时曰,以致减剥不及,类皆搁折损坏,致留滞久,人情不安。[7]通过上表可见,在王安石执政期间,在京城附近水域修建了众多的水利设施,所以导致汴水水位下降,不利漕运。

吴江漕运与堰

​ 除了至关重要的汴水受到兴建灌溉渠的影响,在长江下游的吴江一带运河中堰的废置也是以是否有利于漕运来确定的。“自熙宁治平间,废去望亭、吕城二堰然亦不妨纲运者,何耶?愕曰,昔之太湖及西来众水,无吴 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尝埋塞,故运河之水。常虑走泄于江湖之间,是 以制堰 以节之,今自庆历以来,筑置吴江岸及诸港浦,一切湮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虽废。水亦常溢,去堰若无害 ,今若泄江湖之水,则二堰尤宜先复,不复则运河将见涸,而粮运不可行 。”[8]

塘淀与北方淤田

​ 而在北方淤田的地区也有一样的情况。“泺旧在城东,围四十里,岁旱以溉民田,雨以潴水,又有蒲鱼、茭芡之利,可给贫民。前转运使王沿废为田。……六年十二月癸酉,命河北同提点制置屯田使阎士良专兴修朴桩口,增灌东塘淀泺。先是,沧州北三堂等塘泺,为黄河所注,其后河改而泺塞。程昉尝请开琵琶湾引河水,而功不成。至是,士良请堰水绝御河,引西塘水灌之,故有是命。”[9]

​ 类似影响漕运的情况还有很多,然而为了保证帝国的正常运转,后朝把那些影响漕运的堤防堰闸“一切毁之”[10]。可见“农业水利法”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水利建设,虽然有短期效益,但是在长远角度来看并没有带来良好的收益,反而劳民伤财。

“农业水利法”执行时遇到的行政与民生问题

​ 虽然“农业水利法”给农耕带来了大量的好处,但是不计后果地修建水渠、淤田、围湖造地、修改河道、建堰,反而带来了更多问题。

​ 千仓渠就是一个例子。坐落在京西北路孟州济源县 (今河南济源县 ) 的千仓渠,就是在王安石变法之际修建的。当地还设立了《千仓渠科条碑记》,规范民众取水用水的方式:

  1. 济水更不分入济河,并入千仓渠,浇灌稻田。
  2. 孟州城池只用济河泉水,常于龙港沟点检,不得令人盗决,如遇大旱水小,亦不得于千仓渠济水内分减。
  3. 怀州更不分济水入州城,如遇开闸,水还济河,许依旧通流 。
  4. 龙潭水自来合济水入千仓渠,不得引入别河兴置水磨等分减水势,如依旧却还千仓渠者,即许使用。[11]

可见《千仓渠科条碑记》所列十条内容多为保证该渠自身水量而设,对周边其他水利用水、河道状况不管不问,各地只重辖境内的一地、一渠之功。

​ 而在汴水修建水利设施的时候有记载“叔献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都水监或以为非。”[12]以及“然体问民间多不愿兴修水利,盖虑凄厉粳稻米水税”[12:1]。显然,在修筑水利设施时,会出现水淹民众的田地的情况,并且面临着生活、生产用水受限,引水不得反被水患,官吏借机巧立新税,增加捐助、劳役的尴尬局面。并且著名的古代科学家沈括曾言,“淤淀不至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13]。可见多数百姓未能从水利建设中得到及时、实际的好处, 改良灌溉条件与土质虽有利于生产,但收效甚慢。

“农业水利法”推行的不足之处的产生原因

​ 可见,因为“农业水利法”而兴建的一些水利设施虽然给国家带来了几年的粮食红利、耕地红利,但是这些短暂的红利无法弥补当初修建和后来因故拆除所带来国库的损失。这可能是当地官吏面对“农业水利法”中所给出的巨大利益而随意批报水利设施的兴建导致的,宋代水部及下属都水监的较历朝为重,“廷臣有奏,朝廷必发都水监核议”[14],“壬辰,以趙尚寬等前守唐州辟田疏水有功,增秩以勸天下”[15],从而治水也是衡量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这导致一些昏庸的官吏大量兴修水利工程,并且毫不顾忌上下游关系,只要保证当地的用水量,不管不问下游地区的使用。另外,建立水利设施的批文一般是道内府内决定的,然而一条河流通常是两个道,两个府的分解线。这样在地方政府内部决策时往往会忽略对岸和下游用水的考量,导致上下游,两岸争抢水源就像“怀州更不分济水入州城”这种情况一样。滥修的水利设施不是利国利民的政绩,而是劳民伤财的政治作秀。

​ 并且在北宋时期,古人缺乏科学的水利建设知识,缺乏水文、天气、地形、地质的观察记录,仅仅凭借政府官员的主观判断是不能长久地为地方建立套完整的,科学的水利系统。所以会出现类似“王荆公当国,欲通冬运,遂不令闭口,水既浅涩,舟不可行,而流冰颇损舟楫,于是以船脚数千,前设巨碓,以捣流冰,而役夫苦寒,死者甚众。”[16]的惨状。同时,宋朝的人才选拔机制忽略了像单愕一样的治水专才。在修建水利设施时缺乏科学常识使得王安石时期建设的一些水利设施难以善终。

​ 再者宋朝是处于一个气候变迁的时代,由下图[17]可以发现,王安石执政时期是一个小冰河时期,气温逐年变冷。王安石也写下了“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的诗句,嘲笑北方人常误认梅为杏,从这种物候常识可以发现气候正在变冷。

​ 这种气候上的整体变冷会导致水文、土壤和植被的变化。各地政府不能依靠前人的经验继续治理水利。同时,农业也深受其影响,这将导致北方需要更大的耕地和更长的时间收获和原来同等多的作物,江南地区的收成减少。而河道结冰时间边长,修建的水利设施难以维护。

总结

​ “农业水利法”在总体效果上还是优势大于劣势,这部政令为宋朝开垦了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新田,改良了北方的土地,为北宋王朝带来了丰厚的粮食丰收,并且减少了流民的数量。但是水利建设、农田灌溉并非当地农民、当地政府所能一手掌握的事情。王安石在推行“农业水利法”时并没有做全国整体的规划,完全依靠当地民众和政府自行解决是不合理的。水利建设、农田灌溉这种涉及到整个流域建设、整个地缘的政务应当由国家主导、国家整体调配,由专业人才来实行。这种大局规划的观念正是王安石在推行“农业水利法”时缺少的。而十一世纪的执政者欲尽一己之力,借以复兴农业中国的举措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历久弥新。

​ 同时,反观后朝乃至近现代的历史问题,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将国家控制调配的下放到地方,地方政府将原本利国利民的政务夸大成自己的“政绩”。使得有良好初衷的政令变成误国误民的事件。这是我们从“农业水利法”中应当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感谢

​ 感谢刘勋教授在这⼀学期⾥的指导与教学以及评阅的辛苦工作,帮助我树立了完整客观的中华历史观。

​ 感谢维基文库,自由的图书馆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提供了完整的《宋史》、《宋会要辑稿》和《济源县志》。

​ 感谢Scrapy提供了爬虫框架,帮助我提取有关资料。


  1.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八 ↩︎

  2. 《张子全书》卷十三 ↩︎

  3.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斯波義信 218页 ↩︎

  4. 《宋会要辑稿·食货七〇》 ↩︎

  5. 《宋史 杨汲传》 ↩︎

  6. 《宋会要辑稿·食货》 ↩︎

  7. 《续资治 通长编 》 ↩︎

  8. 单愕《 昊 中水利书 》 ↩︎

  9. 《宋史·河渠志·塘泺》 ↩︎

  10. 郏侨《水利书》 ↩︎

  11. 《千仓渠科条碑记》《济源县志》 ↩︎

  12. 《宋会要辑稿》 ↩︎ ↩︎

  13. 《梦溪笔谈·权智》 ↩︎

  14. 《水与制度文化》饶明奇, 王国永 ↩︎

  15. 《宋史·卷十五·本紀第十五·神宗二》 ↩︎

  16. 《东轩笔录》魏泰 ↩︎

  17.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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